构建身体、心理、精神与社会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安宁疗护

白红光




  2025年10月11日,在第21个“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当天,由中国卫生心理协会临终关怀专业委员会指导、天津延安医院主办的“世界临终关怀日天津安宁疗护研讨会”在“全国临终关怀示范基地”天津延安医院成功举办。下面是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原系主任白红光在本次研讨会上的发言总结。


  今天是2025年10月11日,是第21个“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活动日”。天津延安医院作为全国临终关怀示范基地,长期为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多维度的安宁疗护服务。我们今天在此举办研讨会,以“实现承诺,全民享有”为主题,共同探讨安宁疗护的前沿理论、服务模式创新及多学科协作等议题。


  对此,我个人有一些思考。我认为,当前国内在心理与精神服务的界定上存在模糊之处,区分并不明确,很多患者到医院寻求心理帮助时,常被引导至精神科。而在国外,二者往往有着清晰的界分,心理层面通常由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医生负责,侧重于情绪与认知调整;而精神层面,往往与宗教信仰相关联,由神职人员如牧师、神父等提供关怀,关乎超越性的意义与慰藉。


  我认为心理服务可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咨询、心理卫生(具备一定处方权)和精神病治疗。心理咨询主要面向有心理困扰的人群,由拥有教育学、心理学、社工等学习背景的专业人士提供服务。我们学院也设有心理学专业,其就业方向包括心理咨询。业内有观点认为,学文学的人因阅读大量外国小说,对心理描述有深刻理解,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具有独特的语言穿透力。心理卫生医生则通常具备医学院学习教育背景,拥有处方权。他们可能原本从事其他医学领域,但通过学习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课程,考取并获得心理咨询师执照,进而从事心理卫生工作。而诸如安定医院的精神病医生往往必须具备医学院本科精神科背景,才能进入相关医院进行精神病治疗等工作。


  基于我国社会文化特点,可以增加一个“社会”维度,即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社会等多维度的安宁疗护服务。这里的“社会”主要特指社工,更涉及与家属、医保、医疗单位的沟通,以及器官捐献、遗体捐献等社会工作的协调。


  安宁疗护的接地气叫法是“临终关怀”,其服务定义应涵盖死亡前到死亡后连续不断的、适合性的服务。世界上首家临终关怀机构是1967年创立的圣克里斯多佛临终圣克里斯多福临终关怀机构,至今已有58年。其创立者是一位医生,但在创立医院前,他进行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和先行工作。其中,一本由社会心理学家撰写的著名书籍《临终服务》产生了广泛影响,书中呼吁“必须同时增进一般对老人的服务以及一般的临终服务,才称得上改善对临终老人的服务。对临终老人提供的服务,是一个公正且人性、理想社会的目标。”我想这段话可以视为安宁疗护的最初理念或初级理论。


  从医学角度讲,安宁护理提供的是“虽然病无法治疗,但照顾仍会继续,病人也不会被放弃”的支持性治疗,而非治愈性治疗。医生的天职是维持生命和减除痛苦。从多学科角度讲,安宁疗护是生理、心理、精神和社会的协作。在国内,生理和心理的协作尤为重要,因为精神层面的界定尚不清晰。此外,社会工作的介入也是非常必要的。


  就“实现承诺,全民享有”这一主题而言,目前目标还远未实现,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人还不知晓、不理解临终关怀的流程、细节和服务项目,这需要大量的宣传工作。而且,临终关怀最重要的是提供非分隔式的服务。目前,虽然有一些三甲医院设有临终关怀病房,但服务往往被分割成几个板块。


  作为一名社会学者,我想先从老化、死亡的角度谈谈对安宁护理前沿理论的理解。中国人对“老”的话题非常熟悉,但对“死亡”则往往忌讳。对于老年死亡的研究,最早的文献源于3500年前商代《尚书》中《洪范》里“九畴”的相关文章,“九畴”在当时的地位很高,是治国原理,这也揭示出中华文明早期就将个体生命终点与家国秩序紧密联结的深层逻辑。中国民间“五福捧寿”的吉祥图式,以五只蝙蝠隐喻“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的五福涵义。考终命即善终,然而,不同代际、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对于善终的理解各不相同。

我认为死亡不能是孤独的离去,应有家人在旁陪伴,实现家庭的维护和血脉的传承,体现死亡的安宁,减轻对死亡的恐惧。对此我个人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今年9月我接受了单膝置换全麻手术,术后护士一路喊着“别打瞌睡”将我推出手术室。当我意识迷糊昏昏入睡时,儿子的呼唤让我立刻清醒过来,也驱散了意识深处我对死亡的恐惧,家属的沟通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


  我再举两个关于善终的例子。第一个是我的导师李先生,他在即将过89岁生日时去世。南开大学原副校长佟家栋在悼念时说道:“李先生一生信佛,一心行善,这是修来的福气。”这句话解除了家人的身心创痛。另一个是原天津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王辉,他在88岁时摔倒导致大面积脑溢血去世。当时他的女儿作为医生,在医院决定不治疗,将父亲接回家中后。父亲去世后,女儿按照父亲的遗嘱,不举办告别仪式和追思会。虽然有人认为这不孝顺,但我们认为这是老人与家属深度沟通、取得共识的结果。这也反映了王辉这位老社会学家对死亡高风亮节的态度,很有宣传意义。


  以前,我认为善终的地点是在家里。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老人是在医院或养老院去世。因此,安宁医院的需求越来越大。然而,谁来与家属、医保、医疗单位进行沟通?这部分工作往往由社工来负责,提供社会支持和服务。社工还应负责器官捐献、遗体捐献等工作的沟通,以及为失独家庭等提供心理支持。


  我特别怀念崔以泰书记的“医疗不是延长生命,而是延长死亡过程”的观点,他常将临终关怀和安乐死联系在一起谈。如果安乐死能够立法,许多过度医疗和伦理问题都将得到解决。然而,在没有安乐死立法的情况下,社会沟通存在很大障碍。因此,社会的进步一定要从法治的角度去推进。


  对于死亡应有一定的自主权,让生命“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是美好的理想。国家应加强死亡教育,让学生们从病人、医生、社会不同角度去理解伦理和死亡。北大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曾开设《死亡社会学》的课程,注重对死亡的意义和文化特征的理解,以及如何对面临死亡的个体提供人文关怀等内容。然而,这门课程仅处于选修课地位,且后来不再开设。但我始终认为,对于死亡的意义和文化特征的理解等相关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就是我对安宁疗护服务中“身体、心理、精神、社会”四个支持,尤其是社会支持层面的一些个人看法,谢谢大家!


  作者系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原系主任